人人有本用

在欧洲的这次“火星任务”中，有一个中国人理应受到世人的关注，他就是北京大学的王劲松博士。王博士是北大空间物理和应用技术研究所副所长、德国马普高空物理所客座研究员，虽然他极力否认加在他身上的诸如“国内第一个参与欧洲火星计划的科学家”、“国内惟一参与的科学家”等说法，但经记者多方面了解，王博士对以上的称谓不过是自谦。在“小猎犬2号”登陆火星的前夕，本报独家专访了这位参与了这一人类科学壮举的中国科学家。

“他们想改写历史”

新京报：据你的同事介绍，“拟人”是你擅长的表达方式之一。能否用同样的方式介绍你在“火星快车”里的具体工作。

王劲松：我其实是在“火星快车”母船的“耳朵”部分工作。“耳朵”是个雷达，学名叫火星地下分层及电离层探测雷达。

“耳朵”向火星发送电波，然后接收回波加以数据分析和处理。“耳朵”的大概工作原理是，电波发送后，经过大气层、火星地层、地表下的水。大气层中的电离层和水都对电波都有较大影响，而火星地层对电波的影响较小，所以对“耳朵”部分的工作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分清是哪一部分对电波产生影响，然后把不是水的那部分影响剔除掉。

新京报：据我所知，达尔文乘坐的环游世界航船叫“Beagle”（小猎犬），而“火星快车”登陆器的名字是“Beagle2”，这是巧合还是另有故事？

王劲松：“Beagle2”，也就是“小猎犬2号”的首席设计师是英国人，名字也是英国人取的，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文明的骄傲和对这个火星计划的期待或者说狂想，他们想改写历史。

“最乐观的预期是直接找到生命”

新京报：你和你的同事对这个“火星快车”最乐观的预期是什么？

王劲松：只要登陆成功和所有仪器不出故障，百分百能找到水，只是多少和怎么分布的问题。最乐观的预期是直接找到生命；其次是找到生命存在的某种迹象和证据，比方说化石、恐龙蛋、粪便等；第三是找到适合于人类理解的生命存在的某种环境；第四是找到能支撑生命存在的足够的水，或可供下次探索利用的大量的水；最后是火星表层的化学反应。

新京报：如果直接找到生命，或者生命存在的确切证据，比方说拍到一张动物奔跑的照片，你会有何感想？

王劲松：这是最疯狂的设想。悲观地说，是毛骨悚然，乐观地说，是欣喜若狂。

新京报：为什么既会毛骨悚然又会欣喜若狂？

王劲松：假如一场战争后，你是惟一的幸存者，你站在沙场上，并为此感到自豪，你正准备着这样孤独地过下去，忽然有一天，你看见另外一个人走过来，你有什么感觉？

它将完全改变人类的宇宙观，这当然是最乐观的预期。我觉得中性的表述应该是，我们正准备面对一次人类历史上没有前例而且相当长时间内没有后来者的冲击。

“火星是中国航天的下一个对象”

新京报：那么最悲观的预期又是什么？

王劲松：不太愿意提这个话题。我想任何一次太空科考，我们都能想到对它的最悲观预期。在登陆成功、所有科学仪器全部正常运行的情况，最悲观的预期是，我们对火星的认识没有超过现有水平，或者说火星上生命存在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点。

新京报：“小猎犬2号”在成功登陆之前还有什么危险时段吗？

王劲松：有两个时段吧。一是进入火星大气层的时候，飞船将和周围大气产生剧烈摩擦，无法进行正常的信息沟通，所以存在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信息盲点。二是最后五分钟———“小猎犬2号”在火星上的着陆，首先因为着陆点无法精确预知和控制，其次，即使是以光速传输，火星和地球间电波的单程传送时间也将达到10分钟，甚至更长，所以实际上无法控制登陆过程。

新京报：你怎么评价国内相关领域的发展现状？

王劲松：我并没有参与此次计划的最核心部分。假如“火星快车”计划是块蛋糕，我没有参与蛋糕的制作过程，我只是在分析或研究蛋糕的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一点力量。我认为，在我们成功探月后，火星应该是下一个最合适的对象。也有一些科学机构在相关场合提出过，还需要十到二十年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