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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zxc - 2003/1/13 20:40:00
美国强大的秘密(连载一)
作者:不争论

一、统一与分裂:联邦制

1、美洲大陆:文明竞争天平上最重的一块砝码

美洲大陆的发现,在文明的竞争史中,是一件意义难以低估的大事。这一地理发现最终确立了以基督教为象征的欧美文明在全球文明竞争中的霸主地位。

许多中国人对几年前亨廷顿的著述《即将到来的文明冲突》不以为然,认为他对文明间的冲突趋势强调过度,融合、共存的趋势强调不足。说实话,我也认为亨廷顿的观点难以接受。但是,站在一个欧美文明拥护者的立场,亨廷顿的思路却是很自然的。因为欧美文明的成长历史,和我们华夏文明有很大的不同。

近现代以前,华夏文明并没有经历过和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它主要是同一文明体系内部不同亚种之间争斗和融合的成果。汉唐对匈奴、突厥的征战,至多是与阿拉伯文明边缘分支的缠斗。欧美文明则完全不同,在长达几百年的中古历史中,它和阿拉伯文明之间一直在激烈搏杀,发生了数次关乎文明生死存亡的、以“基督教--伊斯兰”****战争为旗号的文明间战争。因此,一个学习欧美史长大的西方人,和一个学习华夏史长大的中国人,会持有截然不同的文明冲突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两种文明观谁对谁错,也许暂时还无法定论,但它们的确是迥异的两种视角。

在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之前,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于欧洲基督教文明,已经占据了难以动摇的优势。过去300年中欧洲文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以占领圣城耶路撒冷为目的),均遭到流血的惨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占战略要津Constantinople(中译不详,君士坦丁堡?),是阿拉伯压倒性霸权的最高标志。当时,欧洲的有识之士们已惊恐地预测着基督教世界的末日。

阿拉伯文明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来自他们的地理地位。想象一下一个没有美洲大陆的世界地图。在这样一幅地图上,中东阿拉伯世界恰恰正是世界的中心,联接诸大陆的铰链。阿拉伯世界当时拥有比欧洲更为发达的商贸体系和更为强大的军事势力,牢牢扼守着欧亚之间贸易联络的要津。如果世界上没有美洲大陆,今天中国学校的第一外语,很可能会是阿拉伯语。实际上,在15世纪的时候,阿拉伯语的确是当时法律、商贸、科学乃至政治中的通用语言。
ruzxc - 2003/1/13 20:42:00
文明存亡的压力促使欧洲人开始派出一批批船队,试图探索新的贸易航道。在Constantinople陷落仅仅40年之后,哥伦布以瞎猫碰死耗子的方式,发现了美洲大陆,误打误撞地彻底改变了世界地图的格局。1560年代的作者Tomas de Mercado写道:“以前,(西班牙的)Andalusia和Lusitania是天涯海角之地,印地大陆(当时西班牙以此称呼美洲)的发现把它们变成了世界的中心。”在短期内,来自北美的贸易,特别是新物种(玉米、土豆、木薯等)的引进,迅速提升了欧洲的农业水平(如玉米、土豆的单位热量产出是欧洲传统作物大麦、燕麦等的3倍左右),促进了欧洲人口的急剧膨胀,改善了营养状况,扭转了欧洲在同阿拉伯世界竞争中的全面被动局面。

从长远看,在太平洋航道打通后,拥有两条海岸线的北美大陆恰恰是世界的中心。这预兆了一个新的基督教文明帝国在那里的崛起,预兆了从那之后直到今天,基督教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压倒性优势。

10多年前,中国人在反思“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时,喜欢把这归结为“中国文化中保守、不思进取的劣根性”。以电视政论片《河殇》为代表,当时人们热衷的一个事例是:欧洲人派出的远洋船队目标定为开拓贸易机会,最后发现了新大陆;而中国明朝郑和的庞大船队(远远大于哥伦布的船队规模)去东南亚海上转了一圈,却是一趟纯粹的政治性游行,毫无开拓商贸的动机。我认为,这种论调对华夏文明是极不公平的。如上所述,欧洲人之所以会百折不挠,前仆后继地继续进行地理开拓,决不是单纯的冒险精神或逐利欲望能够解释。他们的的确确是面临文明存续的生死关头,被逼出来的对外开拓!

从郑和船队等等的例子引申开去,指责中华文化存在所谓“保守劣根性”,在我看来,是难以成立、显失公允的。把华夏文明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为这种“文化劣根性”,进而把重整华夏文明的“秘方”总结为“改造民族性”,这种简单化的思路更是俗手。实际上,直到15世纪欧洲文明的“救亡图存”时代到来之前,欧洲人在固步自封、骄傲自大方面,一点也不比我们的明王朝或清王朝逊色。欧美历史学家们已经发现:当时欧洲人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低于亚洲的远邻。其时欧洲人以为,世界上的一切真理,早已被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古圣先贤们(相当于明清中国人眼中的孔孟)发现或已经被上帝通过《圣经》昭示,留给后人的至多剩下一些整理完善的工作而已。所谓文艺复兴,以及更晚得多的启蒙运动,并非欧美文明内部自发生长起来的瑰宝,而是他们在阿拉伯文明挑战面前的应激反应。最应当记住的是:文艺复兴依据的绝大多数典籍,是从当时的阿拉伯语典籍中转译过来的。对于欧洲文明来说,这些典籍当时其实是“洋学”。

华夏文明在面临生死时刻,激发出来的求变图存的欲望,并不弱于欧洲文明。胡服骑射的上古例子也许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在近代,我们这个民族为了救亡,已经几乎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典章,已经把一种全新的、和华夏文明完全异质的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全盘搬入中国,又可以在短短几年内,骤然完成从封闭式计划经济向开放式市场经济的转轨。对这样一个民族和文明,若还指手划脚说它“保守”、“不思进取”,未免太过于苛刻了。

我赞成一种文明要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我反对那种动不动把该文明的某个缺点(或优点)拿出来,就诊断为其“劣根”(或“特质”),裁定为其不能强大(或之所以强大)的“根源”,依此开一个号称能立马强国的药方,等等。这种错误做法我称之为“文明的血统论”。在当代中国,这种“文明血统论”不仅表现为“全盘西化论”,也悖论地表现为另一种极端的方式,即所谓“民族主义”。例如:这种“民族主义”的一个基调,就是欧美文明天生具有“尚武精神”,而华夏文明天生缺乏“尚武精神”等等。(民族主义的另一个基调,即华夏文明天生就不可能融入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只能走“光荣孤立”的道路,也是这样一种“文明血统论”)

回顾华夏文明或欧美文明走过的道路,我的判断是:不同文明的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他们自身在历史跨度上的差异。例如:14世纪的欧美文明在妄自尊大和自我封闭上,和18世纪的华夏文明也许更为相似,而和20世纪的欧美文明相去甚远。因此,我倾向于认为:一种文明和一个成长的个人一样,具有非常强大的开放性与可塑性,文明和文明之间在天然禀赋上的差别是有限的。

实际上,我认为“文明血统论”是一种推卸责任的做法。作为华夏文明在当代的继承者,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认识到,我们继承的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强大可塑性的文明遗产,而不是某种无法改变的积习。我不喜欢这样一种人,他们面对5000年文明总是一副负担承重状,悲叹一声“中国的事,难啦!”有那么沉重吗?我怎么没看见谁在你肩膀上压着?装什么蒜啊?我们这一代人应当自己负起责任来。假若我们不能振兴这个文明,首先应当怪我们自己无能。

文明之间的竞争,不是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禀赋”之间的竞争,而是文明继承者之间因时随地的竞争。在某一个历史时刻,某个文明的继承者们,如果凑巧能够做出适应时代的抉择,就可能博得竞争优势。15世纪的欧洲人就是这样,在文明存亡关头作出了正确抉择。他们选择了开辟远洋航道,发现了地球上最后一块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陆。这个小小的、具有很大****性的一步飞跃,使得直到今天的此后几百年中,欧美文明在文明竞争中都拥有了难以逾越的地理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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