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北大正在酝酿着一场人事制度改革，换句话说就是在人才进入和升迁方面引入竞争和淘汰机制，打破事实上存在的所有教师职务终身制。改革的力度据说是前所未有，争取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作为一般百姓，我们当然欢迎这场改革。众所周知，我国的大学是吸纳就业的事业单位，是批量生产专业人员的工厂，是比政府部门还要大的机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政治强权与拜金主义杂交的怪胎，惟独不是自由探讨、创造的精神家园。在政治、经济的双重挤压之下，许多教师热衷于追逐名、权、利，弄虚作假、沽名钓誉，很少有人能守住“老实做人”和“学术忠诚”这一道德底线，学术腐败比比皆是。这些弊病，连被誉为中国大学之首的北大也不能避免。这次北大的教改受到各大学的支持，是因为他们都有同样的疼痛。香港科技大学朱天教授认为，就目前内地大学的制度环境来看，不是说你教学研究做的越好，评价就越高，它并不总是鼓励你做学问研究。内地要办一流大学，建立一个好的学术制度是关键。
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印度科技大学。从资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最抢手的出口是印度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出口目的地主要是美国，成为美国高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地之一。如今，这些来自印度科技大学的精英分子，已在世界上形成一个庞大的“兵团“，除了反馈祖国和母校，还对西方的企业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印度科技大学的一个特点，是由教授兼做行政工作。印度令人摇头的官僚主义，在这里受到抑制。盛行的贪污和政治党派纷争，也被拒于院校之外。有人把它誉为印度今天最没有贪污的机构。一个接受美国“60分钟时事杂志”记者采访的教授自豪地介绍，“印度科技大学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考的大学，我们追求的是学术的贡献，这里没有腐败”。
无独有偶，香港科技大学在短短的10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在国际上知名的大学。究其原因，除了必要的经济资源外，最重要的是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国际上最先进的学术管理制度，其要点就是“教授治校”，不让行政人员专权，更不能让政府官员独断。
中国的大学也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那是由特殊历史条件酿成，现代大学理念与书院传统相融汇的老北大和西南联大。蔡元培之“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西南联大之“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于今无异于石破天惊之论，但正是这两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培育、造就了许多学贯中西、名震中外的学者大家。
因此，目前中国的大学缺少的不是金钱，而是缺少一个好的学术制度，缺少常识、良知、思路和人格。依我愚见，要使中国大学“入流”，当务之急，是改革僵化的领导、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再逐步实现教育是教育，政治是政治的理念，“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也是我们寄希望于北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