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逢时胡文海
新华网 （2003-07-29）
稿件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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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胡文海们生活在若干年之后，中国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执政为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朗朗乾坤绝不容欺良压善之辈恣意妄为，胡文海们也不致有冤无处伸。
这些天我常想起胡文海，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的村民，已于２００２年初被处决的那个杀人犯。有关他的情况载于去年初的《南风窗》杂志第２０８期。
他于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２６日晚上，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１４口。可是这个人大开杀戒之前家门上还挂着“社会治安模范户”的牌牌；他家每年有４—５万元的收入，在农村属小康。他何以堕入魔道如此穷凶极恶？在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时，他捧着自辩书朗读，仿佛劳模在作报告。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历任村干部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４００余万元被他们瓜分。４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足了我们冷眼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他的话竟赢得旁听席上的热烈掌声。
这些天我常在想，是谁制造了胡文海这样毁己害人的悲剧，一个胡文海消灭了还有多少人可能做“胡文海”？
７月９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版报道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３年来追踪调查湖南衡阳县农民“减负代表”彭荣俊等人的情形。彭荣俊、屈刚、邓仔生等人要求执行中央与省里的减负文件，要求村务公开，一再上访，结果是被乡村干部殴打、示众、抄家，有的还被法院判了刑至今关在牢里。退伍军人彭俊荣这样的汉子如果在愤激中失去理智，不就是又一个“胡文海”吗？
７月１２日西安《华商报》刊载了一张令人心悸的新闻照片；一个７０多岁的老人在咸阳市下属兴平市政府大院被３名市府保安打得大小便失禁，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昏迷８小时无人管……假如这个老人有儿子孙子，他们在暴怒之中什么干不出来呢？
今年７月下半月号的《南风窗》的《调查》专栏，披露了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的民选村委主任、５４岁的农妇余兰芳，为“村小学教学楼建成豆腐渣”、“村财务十几年未公开”等事由，几十次自费到乡、县、市、省反映无果后，多次进京上访，最终问题未解决，反被公安局逮回判处劳教一年半。她若是一个男人，会不会突然变成胡文海？
……
世上并无“天生杀人犯”。人是社会的动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造就了胡文海呢？
我并不欣赏胡文海。有位常讲“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的法学界朋友，有一天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赞成“个体复仇”，我嘲笑他读金庸小说走火入魔了。但是，我相信“胡文海”们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竭尽所能却未找到伸张正义的合法途径，“伤心”之下便“病狂”走了极端。
我在心底为之叹息生不逢时。
假如在数百年前，胡文海们是要被礼赞的草莽英雄。就像《水浒》中在张都监府滥杀了无辜还要在墙上留名的武松；就像《说唐》中的王世充，砍了仗势欺人的土豪恶霸水要的妻儿与家仆，还要豪气干云地题诗于壁。但那是野蛮的中世纪，复仇高于一切，人命贱如草。
假如在数十年前，胡文海们就像张学良的老爹张作霖，杀了仇人可以去投军，可以去落草（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中，张学良称其父不是为匪，而是干“保险”的，即“坐地分赃”收保护费），一旦功成名就无人问其出身。但那是乱世，强者为王，根本无法治可言。
假如胡文海们生活在若干年之后，中国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执政为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朗朗乾坤绝不容欺良压善之辈恣意妄为，胡文海们也不致有冤无处伸。
可是，胡文海们偏偏生活在当下这个社会“转型期”，他们该怎么办呢？至少，应当像河南省焦作市的女工、曾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姚秀荣所说，“给（负屈衔冤的）老百姓一个哭的地方”吧？这样，才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才有社会的发展。指望滥用权势“压倒一切”包括遭遇不公对待者的怨愤与反抗，则随时可能出现胡文海式同归于尽的反弹，没有谁是赢家。
可惜有些恃力者游釜巢幕而不知改弦易辙。
（鄢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