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同性恋文学的早期探索者 [复制链接]

本世纪初英国文学巨匠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通称D。H。劳伦斯)于1885年9月11日出生于英国诺丁汉郡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他在五个孩子中排行第四，早年在英格兰北部相当贫困的伊斯特伍德区长大。劳伦斯的父亲是名矿工，母亲婚前是名教师。劳伦斯自幼与其智慧过人而又意志坚强的母亲十分亲密，母亲一直培养他对绘画和接受大学教育的兴趣。后来在全英格兰的大学入学考试中，劳伦斯在11名竞争者中独占鳌头，赢得了诺丁汉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虽然劳伦斯通过了教师证书的考试，但他认为学院教育枯燥无味，因为“那些人只是象留声机似地讲课”，毫无生气。

　　在大学就读时，劳伦斯继续与小他两岁的高中同学杰茜。希伯丝维持恋情，性格柔顺的杰茜成为劳伦斯第一部小说《白孔雀》(1911年出版)中爱米丽的原型。大学毕业后，劳伦斯在戴维森路中学教书。虽然这是个贫穷的地区，但劳伦斯试图激发学生对文学的兴趣，鼓励学生通过演剧来学习莎士比亚的作品，得到了校长的好评。

　　然而，肺病的加剧使劳伦斯不得不放弃教学，而此时母亲的去世也给了他很大打击。幸好《白孔雀》以及一些短篇小说和诗歌的的出版使他赢得了一些声誉。在叔父的建议下，他准备去德国的一所大学担任教员，并为此去拜访诺丁汉大学现代语言学教授艾内斯特。惠克尼。当时艾内斯特正好在大学授课，他的妻子芙丽塔招待了劳伦斯，两人一见钟情。两个月后芙丽塔离家出走，与劳伦斯在德国团聚。

　　芙丽塔后来回忆说：“在认识劳伦斯之前，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活过。”虽然劳伦斯天生羞涩，但他有着模仿的天才，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总显得诙谐风趣。然而，这桩婚姻并不和谐美满，当时劳伦斯还处于丧母的悲哀中，而芙丽塔因见不到自己的子女而抑郁烦躁，加上手头拮据，两人又不善持家务，因此经常有着拳脚相加、剑拔弩张的争斗。有着德国贵族血统的芙丽塔比劳伦斯年长六岁，其表哥即是当时号称“红色男爵”的扬瑞。奇瑟芬，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成功地指挥德国的炮击队，击落了不少英国的轰炸机。不同的国籍使这对夫妇在英德两国都蒙受间谍之嫌，给本来就充满烦躁的生活增添了更多的不安。

　　颠沛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劳伦斯的文学创作，他在这段时期内精心写作并修改了以前的手稿，于1913年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儿子与情人》。此书描写了富有艺术天赋但体格孱弱的青年保罗无法挣脱具有强烈控制欲的母亲的保护，无法与青梅竹马的农家女玛丽安以及后来相识的桀傲锋利的女权主义者克拉拉发展正常的恋爱关系。玛丽安即是以杰茜。希伯丝为原型，而克拉拉身上则有着爱丽丝。黛克丝的影子。劳伦斯在大学毕业后，曾与爱丽斯有过一段短暂的罗曼史。黛克丝大劳伦斯七岁，是个态度强硬的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虽然劳伦斯认为弗罗依德企图“在脑子里营造性”，否认性的自发感与能动力，但精神分析的中心学说之一“恋母情结”却在《儿子与情人》里得到了绝妙的文学诠释。


　　《恋爱中的女人》不仅被誉为现代小说的经典，也是劳伦斯本人最满意的作品。他在其间对同性恋题材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将笔下的传奇人物伯金对双性恋伦理道德观的追求视为解决英国文化危机的一线生机。伯金为寻求“两种不同的爱”而在伦理道德的两个极端之间痛苦徘徊，这种描写的象征寓意加深了小说对英国文化崩溃的深刻忧患意识，使《恋爱中的女人》具备了特殊的张力及启蒙之光。

　　《恋爱中的女人》的序言直到1965年才得以见天日(但目前出版的所有版本几乎均未对此加以收录)。劳伦斯在此运用含蓄的手法将自己描写为“带有深遂奇异黑眼的康沃尔郡男人”，就象小说里的配角威廉。赫司肯一样强烈地为纤弱文雅的伯金所痴迷。伯金不仅在男女两性的抉择上备受煎熬，而且还面临着“两种不同阶层男人”的痛苦诱惑：一种“是头发象冬日阳光下晶莹剔透的钻石，有着蓝色诱人的眼睛，白净的皮肤，瘦削的身材”，另一种是“有着深遂无底黑色大眼睛的男人”。尽管伯金想尽力摆脱这些欲望的纠缠，但他还是不愿被扼杀在没有男人的生活里而让自己变得麻木不仁。

　　劳伦斯在这部小说的序言中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需要男人之间建立强有力的维系，不然的话“新生命”在“未出生前就会夭折”。劳伦斯充满诗意的表述使得小说更显含蓄，这一启人心扉的序言告诉人们，异性恋婚姻承受着太多的社会规范，使性爱失去了生命的原动力，沦为程序化的举动，而同性之爱正是释放个性、解放灵魂的出路。劳伦斯曾说：“我最崇拜的宗教是血肉，它比智慧更具启迪。我们的心智会出错，但我们血肉的所感、所信与表达永远是真实的。”尼采最早表达过的这番信条不仅是劳伦斯的生命宗旨，也是他笔下人物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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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年，劳伦斯创作的话剧《大卫》讲述的就是圣经故事中大卫与约拿丹的亲密友谊。中篇小说《狐狸》描写的是两个女人间异乎寻常的亲密关系，直到一个男人闯入她们的农场，破坏了两名女子之间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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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伦斯对自身的同性恋经历刻骨铭心。1913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很疑惑为什么所有几近卓越的男人都有同性恋倾向，不管他是否承认这一点。”与福斯特、纪德一样，劳伦斯在性关系上都倾慕于蓝领男人，他后来同另一位朋友说：“我相信自己这辈子唯一几近完美的爱是16岁时与一个煤矿工人之间发生的。”在对男子的吸引中，劳伦斯感到无法认同与中上层阶级的同性恋男子。一次他曾经抱怨大英帝国的同性恋名人如画家邓肯格兰特、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常常弄得他因敌视、怜悯、恼怒而想发疯。劳伦斯得知恩师的儿子大卫。加内与一名叫弗兰西斯。比雷尔的男子有染，而比雷尔与“布鲁斯布里集团”的凯恩斯与格兰特等又有着私情。劳伦斯认为这些在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同性恋在他们那里已经沦为一种社会规范，一种对自由的约束，令他深为反感。

　　劳伦斯同性恋倾向给他带来了苦恼，也使其作品充满了一种那个时代作家们所广泛缺乏的冷静之势，并使同时期的同性恋文学作品显得柔弱呆板。在反对同性恋唯美主义、追求一种充满阳刚气息和对原始大自然的创作信条上，劳伦斯崇尚英国同性恋先驱兼作家爱德华。卡彭特及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劳伦斯声称在惠特曼的同性爱情诗集《芦笛集》中领略到一种气息，“那是男子对男子的绝对忠诚、一种对同志之爱的真正解释、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我相信这就是惠特曼称之为的‘阳气十足的爱慕’，其深刻程度远远超过了情感与个性，在冷静的分离中体现出与完全的信赖。”